哈尔滨公安总局为此案投入了大量兵力，以便衣的方式进行埋伏。胡茂盛的父亲胡昌山按照约定携带三瓶红绳捆的酒，两条红纸包的香烟前去付赎金。不出所料的是，匪徒再次改约，提出在平安电影院门前接受赎款。

1948 年 3 月 24 日上午 9 点，胡昌山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平安电影院前。

平安电影院是哈尔滨较早开张的电影院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改名明星电影院。这里交通便利，四通八达，而且来往人员多，不易控制，这是于兴随等人两次选择此处作为交易地点的原因。这一次，按照公安总局的部署，倪钦率领的一组侦查员已经预先埋伏在电影院前，他们有人化装成修鞋的，有人化装成代写书信的，等待匪徒前来接头。

不过，这次行动其实存在先天缺陷。

倪钦他们虽然预先赶到了现场，但对于后续行动却要准备应对两种可能。如果对方带人质而来，则当场抓捕歹徒并救出人质。如果不见人质，出于对其安全负责的考虑，公安人员的计划是监控整个交易的进行，然后由精干侦查员跟上对手，在找到其巢穴后，调动大部队下手救人并对匪帮人员进行抓捕。

这是一个精细的作战计划，然而现场的公安人员有一半是从其他部门调来的，虽然都有战斗经验，但彼此缺乏配合，只能约定简单的行动信号，无法实施较为细腻的准备，结果形成「人虽众而力不齐」的问题。

也许，只派一两个侦查员，监控交赎金的过程并跟踪追击，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关键问题是时间太仓促了。匪徒绑架后当天就逼交赎款，公安人员能够进行策划、准备的时间只有一天，汇报并案，调动人员，部署埋伏地点，制定抓捕方案等都是在紧急而且瞬息万变的情况下进行的，最终方案集中了优势兵力，却忽略了在城市与绑匪集团周旋所必要的隐蔽性，低估了绑匪的狡诈。

9 点 03 分，两辆三轮车沿街道快速驶来，经过平安电影院，没有停车。

其实，绑匪周智富、王升武等人就在这两辆三轮车上，他们经过电影院门口的时候已经确定胡昌山确已到达，于是在驶过电影院之后掉头，返回来准备接收赎款。

看到两辆三轮车掉头，高度戒备的公安人员马上意识到他们必有问题，但是，没有发现人质的踪影，于是按照预定计划并没有打草惊蛇，准备等交易完成后再进行跟踪。

然而，此后的事情却打破了预期。

只见周智富的三轮车到达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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