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蒙古作为当时寰宇之内最强大的力量君临中原是必须面对的现实。他相信蒙古是可以像元魏、辽、金那样“附会汉法”、“致治成化”的。而蒙古统治者只要“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便可以为“中国之主”①。但问题在于当时蒙古统治者“凭锋恃锐”，“攻取之计甚切而修完之计弗逮”，对生民百姓盘剥无度、竭泽而渔，致使中原汉地民不堪命、疲敝已极。因此以“羽翼斯文”为终身使命的郝经期待着能“乘几挈会”，用夏变夷，以儒家的安邦经国之道去影响较为开明的蒙古统治者，借他们之力“挽回元气，春我诸华”②，逐步使乱世走向治世。

郝经的治学态度和用世精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汉族士人们的普遍观念，受到儒林前辈元好问和赵复等人的嘉勉赞许。

召入藩府，四上国策1252 年，“好儒术、喜衣冠”的忽必烈受命统领汉地，开府伊始即着力罗致延揽人才。因其府中幕僚的大力推荐，忽必烈便于1255 年秋遣使召见郝经，但第一次郝经并未应召而至，而是草拟了一道名为《河东罪言》的奏议托使者带回。在此奏议中，郝经以其故乡河东平阳府（时为拔都封地）为例，陈述了汉地因蒙古贵族和地方胥吏“榜掠械系”、“殊求无艺”而失于治理的严重状况。提出了“轻敛薄赋以养民力，简静不繁以安民心”等项应行改革的对策。其用意看来是在唤起忽必烈对下情的重视，同时也想试探忽必烈有无从善举贤的诚意。

郝经的奏议显然触动了忽必烈。初召不至，隔两月忽必烈又二度遣使征召郝经入见。这使郝经深为感激忽必烈的知遇之情，他感到自己的才识有了用武之地，因而不再犹豫，毅然整装就道，于1256 年春上见忽必烈于漠南金莲川。

会面后，忽必烈问其“咨以经国安民之道”。郝经首先以历代圣王贤君“仁民爱物”之义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和器重。继而又“上立国规模二十余条”，力劝忽必烈从长治久安着眼，“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正纪纲，立法度”，“藻饰王化”，“文致太平”①，创“万世规模”。当忽必烈问及当务之急，郝经复举“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条上之”，无不一一切中时弊。对此，忽必烈皆以为然。但因忽必烈当时尚未掌握国柄，且碍于对汉法持保守态度的大汗蒙哥，未能即行采纳郝经的建策。尽管如此，忽必烈对郝经的主张是心领神会的，他对郝经说，“时之一字最当整理。”“可行之时，尔自知之”（《元史·郝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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