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文学理论中，将写作动机分为「言志」和「抒情」两种。《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合声」，这就是说，文章应该写的当是士大夫的言论，是要能兼济天下的。古代正统文学早早地就和政治相挂钩，它本就是脱胎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正由于这样，《诗经·郑风》这部坦率热情、表达爱情的民歌集或者被说成「淫」，认为是靡靡之音，是亡国之音；或者封建大儒们将之冠以政治、德行的言论，以遮掩其中表达出来的人之本性。
「诗言志」在先秦和汉代是很正统的文学传统，甚至直到今天，也能看到「诗言志」对创作的影响。后来，魏晋文学家陆机提出了「诗缘情」这一说法，就是说诗歌是因为有情感才被写出来的，诗歌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情感。这就扩宽了文学表达的界限，也有人将之称为魏晋时代的文学自觉。「诗缘情」对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也更接近文学审美的本质。
「诗言志」和「诗缘情」虽是两个相对立的学说，但在伟大作家这里，常常将这两者极好地融合在了一起，成为写作的基本根基，既包含了生命深度，又有了情感体验。比如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曹雪芹由对家世的感慨，写到了对世间万般事物、万种情感的言说。再比如鲁迅的很多小说，既有乡愁、追思、知识分子的困境等等，也有对国民性的深切反思。文中有情感，才能有共鸣；文中有政治，有世态炎凉，才能体现知识分子的本色。我们再具体到作品中，去看作家们的写作动因，就会发现写作动机对于作品最终的完成，乃至风格的形成，都是有着巨大作用的。
史铁生说：「写作是为生存找到理由」，我们看史铁生的小说，就是一直在探讨生活的意义，以及生活的可能性；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是一个谜，我要揭开它」，陀思妥耶夫斯基基本上在每本小说里，都在探讨人的丰富性的构成，人善良背后的罪恶，以及罪恶背后隐藏着的善意；昆德拉说：「小说不是作者的自白，它是对困在世界这个牢笼中的生命的探究」，昆德拉的小说，也就都带有了哲理化意味，重点去探讨人的存在。
所以，写作动机对于写作者来说，有着重要作用，它决定了我们的写作方向和写作内容。我们作为写作者，先要去明确一下自己的写作动机是什么？大的方面而言，是言志还是抒情；具体到小的方面，就是为何会写作，想借由写作达到怎样的目的？
我们去进一步深究的话，就会发现大多数人的写作动因，就其深层次而言，无非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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