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纽约曼哈顿永仁资本总部。

玻璃幕墙外的晨光洒在会议室中央的全球地图上，37个红色光点标记着永仁的“黄金股权”分布。

CEO詹姆斯·威尔逊指着伦敦位置：“汇丰银行3.2%持股已确认，附加条款包括战略并购否决权和CEO提名权。”

苏宁转动左手小指的玉戒指，目光扫过东京的光点：“三菱UFJ的条件呢？”

“特别约定，”风控总监凯伦调出文件，“永仁对任何涉及龙国市场的决策拥有咨询权，包括但不限于人民币债券承销和跨境并购。”

这是永仁资本独创的“蜂鸟策略”……

像蜂鸟采蜜般精准吸取企业最精华的控制权，却不必承担大股东的责任。

通过特拉华州的特殊协议架构，这些看似普通的少数股权被赋予了惊人的权力。

“白宫来电，”助理匆匆进门，“财长保尔森希望明天早餐会面，讨论……龙国汇率问题。”

苏宁嘴角微扬。

三周前，永仁刚刚获得龙国外汇管理局的QFII额度，成为首批投资A股的外资之一。

这个时机绝非巧合。

“准备两份简报，”他吩咐团队，“给保尔森的版本强调金融开放，给京城方面的则突出技术引进。”

目光落回地图，“记住，我们不是任何国家的代理人，而是全球资本的调停者。”

“明白。”

……

2007年9月，开曼群岛乔治城。

永仁总法律顾问大卫·科恩走进一间不起眼的律师事务所，保险柜里存放着编号“BR-1990”的文件夹。

泛黄的股权证书显示：离岸公司“候鸟投资”持有贝莱德集团31%股份，签字日期是1990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一周后。

“拉里·芬克知道真相吗？”大卫问当地律师。

老律师摇头：“他始终以为候鸟投资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壳。按照协议，在贝莱德资产管理规模突破1万亿美元前，永远不得披露实际控制人。”

这份尘封十七年的秘密，正是苏宁金融帝国最关键的拼图。

当年濒临破产的贝莱德，如今管理着超过5万亿美元资产……

相当于全球GDP的7%。

而通过精心设计的投票权委托机制，永仁始终保持着对关键决策的影响力。

回程飞机上，大卫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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