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岁那年的霉斑，是从墙角蔓延到天花板的。

母亲的"工作间"永远泛着一股廉价香水与汗水发酵的酸味，混着香烟烧穿床单的焦臭。

那间十平米的小屋塞着一张弹簧床，床头摆着我那个土大款父亲的照片——那是母亲唯一的装饰品，她说要让客人们看清楚，她曾经也当过"正经女人"。

每当门缝下漏出陌生男人的皮鞋影子，她就会往我手里塞几张崭新的大钞："小珂，你先出去买点东西吃，妈妈工作完就带你吃好的，乖。"

钞票总是带着她掌心的温度，还有一股若隐若现的腥气。

我知道那是她在接客前总要拼命洗刷的味道，但有些气味就像墙角的霉斑，怎么擦都会渗回来。

巷口卖烧烤的阿婆说，母亲年轻时是夜总会的头牌。

那个姓阮的土老板说好要娶她，结果只留下我这个意外和每个月五千信用点的抚养费。

五千块在我童年的时候不算少，但架不住母亲要买新裙子、要做头发、要把我打扮成"大小姐模样"去向父亲要钱。

"你爸最喜欢女儿了，"她给我梳头时总这么说，"等下见了他就哭，哭得越惨给的钱越多。"

……

我背着印满名牌logo的书包蹲在垃圾站后面时，阿黄总会准时出现。

它是一只毛色发亮的杂种狗，左耳缺了个角——听巷口修车的老李说，是在狗肉馆逃出来时被铁钩撕掉的。

我掰开手里的火腿三明治，它湿润的黑鼻子就轻轻蹭过我的手指，不像班里那些同学，他们的母亲总会尖叫着把他们从我身边拽走。

"阮珂妈妈请你自重！这是孩子上学的地方，不是你的猎艳场所！"上周班主任家访时，我趴在门缝看见她对我母亲翻白眼，"你勾引家长会会长的事，整个年级都知道了。"

母亲笑得花枝乱颤，把烟灰弹在班主任茶杯里："是啊，你老公还说你家床垫太硬呢。"

第二天我的课桌被红墨水涂满了"XX养的"，前座女孩"不小心"打翻的果汁正好冲淡那些字迹。

我数着窗外梧桐叶的影子等放学，书包里装着给阿黄带的消炎药——昨天它被保安用钢管打了。

很小我就知道，我的朋友并不是我的同龄人。

黄昏的巷子是我们的王国。

阿黄教会我辨认每一条流浪狗的领地：瘸腿的老白喜欢吃包子皮，花斑怀孕了不能喂巧克力，黑背会把它找到的硬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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