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大清国被阜新围剿战的余波震荡时，沈钧的目光已投向更深处——思想的塑造与组织的锻造。

他深知，这世间最难的两件事，一个是把别人口袋里的钱装进自己兜里，另一件更难的事，是把思想装进别人的脑子里。

沈钧可以通过系统，轻松把别人口袋里的钱，装进自己兜里。现在他准备趁着有时间，把另一件更难的事干了。

在学校与技校，播撒新思想的火种，阜新各级学校的文化课中，悄然增加了新的内容。

不再是传统的“忠君爱国”，而是用贴近民众的语言讲述“劳动创造价值”、“剥削与压迫”、“团结互助”、“集体力量”等朴素理念。

通过讲述矿工、佃农的真实苦难，以及阜新生活带来的对比，引导学员思考“为何过去苦”、“为何现在好”、“未来该如何”。

在教授瓦工、电工、矿工等技能的技校中，巧妙地将技能学习与“工人阶级力量”、“技术报国”、“建设新社会”等理念结合。

口号是“学好手艺，做新时代的主人翁！”

沈钧在军队中开始系统性地建立“指导员”和“政委”制度。

首批人选从军队表现优异、思想觉悟高、作战勇敢的基层军官和老兵中严格选拔，并送入专门的“政工干部速成班”接受培训。

这些人的核心职责就是负责军队的文化教育和思想工作，讲解“为何而战”，批判旧军队的腐败和压迫，强调官兵平等、军民鱼水情。

关心士兵生活疾苦，解决实际问题（如家书、家庭困难），组织文娱活动，宣扬战斗英雄事迹，激发战斗意志和集体荣誉感。

协助军事主官维护军纪，尤其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说话和气等），塑造人民军队形象。

成为沈钧意志在军队基层的直接延伸，确保部队的政治可靠性与对领袖的绝对忠诚，防范旧思想回潮和外部渗透。

在连队层级，初步形成军事主官负责作战训练，指导员负责思想、生活和政治工作的分工协作模式，重大决策需两人协商。

这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静悄悄的革命”，虽未大张旗鼓地冠以“革命”之名，却如同涓涓细流，开始浸润阜新的学校和军营。

沈钧在阜新构建新秩序的步伐并未止步于思想传播，他还着手创立了两个职能分离、相互制衡的政党。

一个名为社会党，作为执政主体，门槛相对宽松，广泛
（本章节未完结，点击下一页翻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