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琵琶行》之后，白居易的文学创作，已然走到了尽头，再也难有经典或者爆款的诗篇呈上，就算妙手偶得，也无法突破《秦中吟》《长恨歌》等名作。

他在《与元九书》中，把自己生平的诗句分了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

在这四类里，白居易最看重讽喻诗与闲适诗，而偏偏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则是感伤诗与杂律诗，譬如《长恨歌》。

他叹息：时之所重，仆之所轻。

举世知音少，这样的孤独让他的创作热情日益减退，同时，由于仕途上的失意，让白居易从昔年的踌躇满志慢慢变得万念俱灰。

他自己都没灵魂了，又如何再给诗句赋予灵魂？

元和十四年，白居易调任忠州刺史，总算从闲置中解脱了出来。

可有时候，你期待的东西，若是迟到太久，纵然后来得到了，那也变了味儿。

白居易没了重整旗鼓的信心，对于仕途，他已经彻底放弃，甚至畏之如虎。

他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白居易，字乐天，乐天知命的意思，此时的他，逐渐沉浸在佛、道的精神领域里，过上了一种安静祥和的人生。

……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被弑，朝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白居易曾是太子幕僚，如今太子登基，下旨将他召回京城。

白居易回到中央，先任司门员外郎，不久又转主客郎中，与此同时，他的好友如元稹、李绅、杨虞卿、杨汝士等，也先后否极泰来，纷纷荣任要职。

可白居易并没有因此而欢欣鼓舞。

他说：宦途气味已谙尽，五十不休何日休？

他之所以对宦途冷淡，是由于当今唐穆宗，本就有弑父夺位之嫌，登基之后，耽于嬉戏，丝毫不知民间疾苦，与他的父皇唐宪宗简直判若云泥。

而当时的官场，也拉开了党争的序幕，彼时朝野分牛、李二党，双方各据立场、互相倾轧，朝廷上的正事儿反而没人去做了。

唐代牛李党争之剧烈，几乎波及了当时整个的官场，而白居易却能独善其身，当一个特立独行的骑墙派。

这是因为，白居易在两党中都有熟人，比如牛党的领袖牛僧孺是他的门生，成员杨虞卿、杨汝士则是他的亲戚；而在李党这边，其骨干成员如元稹、李绅等人，都是和他当年一起搞新乐府运动的好哥们儿。

但每日目睹朝廷上的官员，做事不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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