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詹青云。

如果说我们之前聊到的凯利这个案子是法庭认为接受，受虐妇女综合征，这样一种主观心理上的问题应该被纳入陪审团的考量，因为整个标准是我们从一个人的主观的理性判断之下，她是否受到死亡的威胁。

那接下来的很多案子是在更加细节的去尝试定义受虐妇女综合症，这种主观判断的边界应该被划在什么地方？

在之后的一个案子里，这个叫做诺曼的妻子，她是家暴当中的受害者，但是她又是接下来的谋杀案当中的被告。

在她 25 年的婚姻当中，她一直持续的受到她丈夫的虐待，她的丈夫甚至逼迫她去卖淫，在公共的场合羞辱她，很多次的威胁要杀掉她。有一天她被她丈夫打得非常厉害，她叫了警察，可是这是一个年代稍微比较久的案子，当时的警察是拒绝逮捕她的丈夫。他们要求诺曼去提起一个正式的要求逮捕的诉讼，否则他们就没有办法逮捕她的丈夫。

但是诺曼不敢去做这件事。她接下来，尝试了自杀，可是当急救人员到达的时候，她的丈夫就不允许这些急救人员去救她，让她去死。

她之后又曾经尝试过在一个心理咨询中心和社区服务的办公室，去尝试得到他们的帮助。

然后有一次她的丈夫是把她从咨询的访谈当中给拖了出来，把她带回家，然后又继续打她。

在所有的这些尝试都试过了之后，诺曼就设法拿到了一把手枪，然后在她丈夫睡觉的时候射了三发子弹，用三发子弹打进了她丈夫的头。

她接下来就被以一级谋杀起诉，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各种各样的家暴当中的反抗情形一样，她丈夫在睡眠当中，伤害很明显，是没有正在进行或者是迫在眉睫的。她杀人的意图非常的明显。

根据陪审员的审判，她被判的是过失杀人，然后仅仅被判了 6 年的徒刑。然后她选择了上诉。

上诉的理由，我们之前提过，陪审团是事实的发现者，陪审团所认定的事实通常意义上是不会被拿来上诉的，除非有重大的过失。那真正能够在上诉当中去寻找的突破口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法官作为看门人，没有让一个关键性的证据被陪审团看到，这个东西可以拿来上诉。

在这个案子当中，她上诉的是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当中没有提到，她是可以以完美的正当防卫为自己辩护，争取无罪的，就是法官没有提到无罪可以是一个选项，因此陪审团可能选择了不同的刑罚当中的比较轻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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