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大年，婆婆提议回乡下过年，我觉得一定是因为凯杰刚刚买了车，她要回村里炫耀一番。
临行前，我一边收拾儿子的日常用品，一边不满地嘟哝：“孩子这么小，为什么非要回乡下过年，家里那么冷，万一儿子感冒了呢？”
“生煤炉，睡土炕，家里很暖和。”凯杰说。
“儿子这么小，煤炉的烟雾对身体不好。”
凯杰数落：“汽车尾气比煤烟更污染，你永远不让儿子过马路啦？”
“反正，你什么事情都听妈的。”我抱怨道。
“乡下过年热闹些，今年姑和大伯都会来咱家过年。”
“不是不常走动吗？我都不认识他们。”
“咱结婚时，他们都来了，我一一向你介绍过。”
“只是那一面，哪会记得。”
他看看挂钟，催促道：“时间不早了，快点收拾吧。”转而又数落道：“真能唠叨，简直是妈的翻版。”
其实，相比如今，我与婆婆情同母女的关系，我在文字中每每写到婆婆，都担心自己会将一个内心充满慈爱，表面又异常强悍的婆婆写成一个不那么可爱的老太太，可我还是要如实写下去。
那天晚上，婆婆在亲戚间流露出来的优越感实在太强烈。大妈的心脏介入手术是凯杰给做的，于是，老太太就在席间说了些客套话。
婆婆便开始爆豆一样的自夸：“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年头有钱不愁看病，你去北京上海，像凯杰这样医术高超的医生多得是，可你得排长队，还得矮人家三分，求着人家不是。送红包就更不用说了，现在的红包万八千不当事，请人吃个饭，动不动就得几千块。”
凯杰颓丧地摸一下前额，窘然地说：“妈，不是每个医生都收红包。”
“那是，凯杰从小不言不语，不争不抢的，他不会收红包，再说了，他要收，我也不让。”
“是是是。”大妈不住地点头。
二叔多喝了些酒，话就多了，“不收白不收，要收到点子上，那些塞完红包就告状的人，这样的红包坚决不能收。”
婆婆骂道：“胡咧咧，放串儿屁还带味儿。”
二叔借着酒劲倒是更来劲，“一家人说话，不用藏着掖着。凯杰那么大的房子，靠死工资，这辈子能翻身吗？人家休假都带着老婆孩子出去玩，凯杰一休假就去外地医院做手术，挣那点辛苦钱，还不如收红包。”
凯杰窘迫地低着头，好像真收了红包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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