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在学生们中间看孩子们练习的毛笔字时，并不严苛，写成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能一下子写的和成人一样，更不能和书法家们相提并论。
他在几个用心书写的学生身后多观察了一会儿，纠正了学生拿笔、握笔、悬腕的姿势，然后，到了阿布扎跟前。
阿布扎写得子七扭八歪，可以知道他从小没有受过正规的书法课程教育，因此，国有成觉得只要阿布扎用心，写出的字好看难看到是其次。
国有成坐在教室前的课桌上，泡了一壶铁观音，一边喝着一边陷入深深地沉思。现今的人们在对待西学的问题上，趋向于“中体西用”，在原则问题上捍卫中国窜同问花纹，在实际问题上则吸收西方的长处。
甲午战争以后，大清的学术界受到震动，为了救亡图存的需要要，梁启超等人将今文学中的某些观点加以提炼和改造，使之成为变法的思想武器，并把这种思想运用于实践。
宋朝理学讲究义理，注重内修。在整个汉学占主导地位的盛清时期，宋朝理学也从未间断。这一派学者强调“明体达用”。经世致用并不是今文家和宋学家的专利，更是许多做学问的文人们的追求。在大清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原来“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治学思想家也从“求真”转向“致用”。
国有成认同向西方学习的观点，但他不赞同梁启超对孔子的打压。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道家、法家、墨家、名家、杂家、农家、兵家等学术，只要对社会和人民有用就是好的学问。
然而，梁启超却对孔子采取批评态度，他们认为历代帝王的尊孔目的是为了“愚民之术”。
国有成极不赞同梁启超的学说。梁启超所说的把先秦诸子百家的时期称作为中国学术的黄金时代，其对孔子独尊的地位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批评，把孔子从千百年来文人士子们供奉的圣坛上拉了下来。
国有成站在孔子圣像下，两千多年来孔子独尊、儒教独显的地位岂能因梁启超的学说而改变，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再者，西方之学自明朝末期传入中国之后，在明末清初一度成为人们喜欢学习的学科，可是雍正和乾隆皇帝并不喜欢西学与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播。一百多年，西学一直处在学术的边缘地位。1840年以后，西学伴随着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的大门，与中华传统文化再次发生大规模的冲突与交融，改变了大清目前的学术思想。
国有成意识到传统文化毕竟有限，较难解释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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