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是男人的春药。在“伟哥”的极致诱惑面前，雄才大略的李世民和另外两个非著名二世皇帝胡亥、杨广一样，毫不犹豫地关上了亲情的门，把自己的亲哥送上了断头台。李世民的行为证明了一个定理：人性的贪婪与残忍与才智无关。
李建成和李元吉两人被杀后，秦王府将领欲对两人的部下进行清洗，他们逮捕了东宫和齐王府的一百多名亲信，准备将其全部斩首。但尉迟敬德坚决反对这一将杀戳扩大化的残酷行为，他再三向李世民进谏道：“罪在二凶，既伏其诛；若及支党，非所以求安也！”这个“严惩首犯、宽宥从犯”的合理化建议得到了李世民的批准，一场即将发生的大规模屠杀事件得以避免。
这条措施是非常正确、非常明智的，为迅速安定玄武门政变后的局面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如果不是尉迟敬德，后来在中国名闻遐迩的大唐宰相魏征以及王珪、韦挺等在贞观年间颇具影响的大臣都将难逃身首异处之灾。而如果没有了魏征，唐初的历史发展的中心思想虽然不会改变，但主题将会变得不太突出，不可能产生出那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深哲的著名言论。因为唐太宗时期难能可贵的直谏之风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是在魏征的带动和影响下形成的。面对无上的君权，魏征敢于坚持正义、冒死犯颜进谏的行为一直是其他谏臣效仿的对象。正是李建成手下的魏征、王珪等人一起成就了唐太宗从谏如流的美名。
其时，唐高祖李渊颁诏特赦天下，说对两宫将士的前尘往事一笔勾消，不予追究。这当然是李世民的意思，因为此时的李渊只剩下了在诏书上盖章的权力。听说警报解除了，先前在玄武门前要为太子报仇的积极分子冯立、谢叔方等人战战兢兢地从躲藏地跑了出来，毕竟天天像逃犯一样猫在角落里也不是个事，生活没质量呀。但另一个藏在终南山中的积极分子薛万彻却担心李世民秋后算账，一直躲在山沟沟里唱着信天游磨磨蹭蹭不肯出来。李世民多次派人带话叫他出山，向他打招呼拍胸脯，答应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就差没送给他一份人生意外伤害保险单了。薛万彻等人出来后，李世民果然不食前言，不但没杀他们，反而对这些不久前一心想置自己于死地的对手们赞不绝口，说他们“皆忠于所事，义士也。”
勇于原谅别人、善于站在对方的立场看问题。这是李世民的又一英明之处，从另一种角度看，这些宿卫将领确实是忠于职守，很有职业道德的。他们在主帅危难的时刻，奋身而起的行为是值得提倡的。薛万彻也是唐初名将，他后来随“二李”征突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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