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辫除了生孩子特别拿手之外，她在治家方面也是一把好手。过去，包江水是一个老光棍，除了自己家的那三亩薄地上的收入，事实上他没有任何收入。正可谓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饥。
可是现在呢，已经是两个大人了，还有了几个孩子，杨大辫开始纺线织布，然后把那些织出来了布拿到会上变卖。而包江水方面，又在杨大辫的领导下，喂了两头牛，慢慢地又添置了一头驴和一匹马。日子于是渐渐地红火起来。
包睦国后来推断，在奶奶杨大辫嫁过来的十年间，爷爷包江水的情况还应该属于贫农，可是后来怎么会突然间变成十恶不赦的地主呢？
杨大辫在半个世纪后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来的时候，你爷爷还是一个穷光蛋，可是后来呢，我们的地越买越多，当时也不知怎么了，地价特别低，一个银元就能买到一亩地，而在前些年，三十个银元，才能买到一亩地，我们把积攒的钱都买了地，这不，后来就发了不是？”
包睦国终于明白了，爷爷和奶奶这两位是只知道埋头拉车，不知道抬头看路呀，“奶奶，是不是你们拼命地买地，才把我们家弄成地主成分了呢？”
“现在看来就是，当时那么多人卖地，我们有了一些钱，就开始拼命地买，后来，就戴高帽子了！”奶奶杨大辫仿佛如梦初醒地说。
当时的情况是，在抗战胜利后，全面的形势十分明了，国民党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而共产党则带领着全国人民如红日初升，大有一举夺得政权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而在当时的农村，一般分作两群人，一种人是地主，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另一种人是失地的农民，或者是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
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地主们的行为是十分诡异的，他们毫无疑问地都希望能够保住自己大量的土地，然而在这种敏感的时刻，地主们也分作了两拨人，一拨是死跟着国民党走，要坚决地保住自己的土地，这一群人的脑袋被驴踢了，他们是一群戴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
另一群地主比较聪明，看着国民党大势已去，而共产党即将取得政权，他们感觉不妙，就开始大量抛售自己的土地，请注意，这种抛售是以极低的价格进行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们预测到，将来在划成分的时候，共产党是以土地的多寡来计算的。化成贫农那是一种理想的结果，而化成地主，那简直就是一种灾难了。
前文提及的包议会同学，他和包江水的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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