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弄不清楚
其实，在追踪报道尚店乡索赔案之前，我曾报道过多起同类事件，包括金郝庄乡的3484户农民种了3501亩“假章丘大葱”，经济损失高达740多万元，当时做的报道标题是《章丘大葱出杈了》。因此，要想写言论文章，素材是足够的，关键是能否进行更深度的挖掘。
我把记者分大致为四等：一等记者写思想性强的，只要有素材喝着清茶就能写稿；二等记者写就事论事的，没有第一手资料就写不出来；三等记者写现场新闻的，只能照猫画虎看到什么写什么；四等记者写会议的，在人家的通稿上修修改改搞些“豆腐块”。需要说明的是，即便是“四等记者”也有术业有专攻的问题，在某个稿件种类方面，有时高等级别的记者还不一定比他们写得好。所以，在这四等之上便是特等记者了，也就是以上种类的稿件都能写，而且软的硬的、虚的实的都能写出彩。
我算哪一等级的记者还真不好说，反正不论报社领导给安排什么任务，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完成，而且特别不愿意坐办公室喝清茶，只有新闻线索非得到现场不可。
言归正传，我在采访尚店乡索赔案和类似事件的过程中，不仅接触了原告当事人、村乡领导、相关涉案公司的负责人，还采访了消协工作人员、法官、律师等，发现无论站在哪一方来观察，涉及到农民索赔的事情，呈现在面前的都只有两个字——困惑。
首先，往往弄不清楚受了谁的害。
不论是尚店乡的圆葱种子案，还是金郝庄的大葱种子案，存在一个共同点：均是乡政府以变相的行政命令方式要求种植的。地是统一规划出来的，乡里把指标分到村，村里再把指标落实到户，谁完不成任务就拿谁是问；钱是统一收的，按人头算，谁不交也不行；种子是乡里代购的，从哪里购买的，向谁购买的，农民不清楚。一旦出了问题，农民找村里，村里便推到乡里；找乡里，乡里便推到具体办事的人身上。而在代购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违法乱纪的事情，农民就更不知道了。如果受害面小，往往会在相互推诿中不了了之；如果受害面大，引发公愤，就会直接推给种子销售公司。结果，又引发出另一种困惑。
其次，往往弄不清楚受了谁的骗。
从以上事例来看，还有一个共同点：均有第一、第二乃至更多的责任人。比如尚店乡的圆葱种子案涉及2家供货单位，金郝庄的大葱种子案则涉及5家供货单位。这些供货单位会彼此推诿，一旦按照法律先追究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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