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通过前两编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中日两国文化传统和历史轨迹的不同。这种不同也塑造了中日两国截然有别的社会面貌。

1858 年，有一个西方人同时到过中国和日本，在日记中记下了对两个国家的不同观感。他的身份有些特殊：他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指挥者之一，火烧圆明园命令的下达者，英国人额尔金。

这一年，日本离明治维新还有十年，仍处于传统时代。中国虽然已经经历过鸦片战争，但还没有开始洋务运动，整个社会仍然沉睡未醒。两国都长期闭关锁国，日本甚至锁得比中国还严密，但是在额尔金的笔下，这两个东亚传统国家给他的印象却非常不同。

他对中国的印象远谈不上良好。他说：「广州算是最无趣味的城市了——低矮的楼房、狭窄的街道，还有那些供着丑陋不堪佛像的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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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中国无论是僧人还是信众的信仰都谈不上虔诚。「他们的脸上见不到一丝虔诚信宗教的迹象，但很奇怪的是，中国人花在建庙上的钱不可计数。」

^[2]

他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评价非常负面，说中国人「胆怯、懦弱而不知反抗，愚昧、无知而不抱怨」。

^[3]

他和中国外交官打交道时感觉非常困难，「要对付的这帮人，你跟他讲理一点没用，加以恫吓，马上又服服帖帖，同时，他们对所议问题及自己的真正利益一窍不通」。

^[4]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过程当中，额尔金曾见缝插针，抽时间到日本去修订《英日友好条约》，以获得「美国近来在日本已取得新的利益」。他对日本的印象，与中国完全不同。

他认为日本的城市很整洁。「不像在中国所见那破破烂烂的样子，这里见到的一切真的让人感到非常惬意。」

^[5]

「与中国的城市相比，这里清洁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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