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物专家，一生写不出一部考古专著，又挣不到足够的钱过一种潇洒的生活，真是愧对这个开放的时代了。
董耜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刚刚分配到滨海市曾经豪情万丈，要写出一部滨海历史文化的史书来。但是，官方除了欣赏他那张金牌文凭，对他的专业宏图并不在意。当然，这并不妨碍董耜一天到晚爬山涉水地在一座座古墓和有历史遗迹的地方四处奔走，他想，在近代史上，滨海为什么能像一块磁石，紧紧地吸引了世界列强的垂涎，成了他们争夺的热点城市呢？难道就是因为它临海而建，具有通商的便利条件？这不会那么简单。其中，一定有其文化历史的底蕴在吸引着它们。当然，这种文化底蕴博大精深，至今谁也说不清楚，这就要靠他们这类文化精英通过自己的研究考证，得出相应的结论来。为此，他曾经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劳作，为了积攒资料，他甚至用自己微薄的薪水买了大量的资料书籍。根据自己的研究、推测，撰写了一彷篇自以为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但是，这些论文因为太专业，太深奥，发表的却没有几篇。后来，他又写了具有当下性的业务专著，以滨海城市的西洋建筑为题，探讨了殖民城市的建筑特色。可是，出版社却以这专著在政治上有敏感之处，拒绝出版。后来，为了评定职称，他不得不自掏腰包，交了五千元买书号，才让这一摞子倾注了他毕生心血的稿纸变成了铅字，让他戴上了副研究员的桂冠，名正言顺地成了文物局的专家。但是，除了借评职称的机会涨了工资，真正的实惠他并没有得到。家里的住房依然狭小，连个做书房的地方也没有。子女的工作也不理想。后来，就连他心爱的女弟子也嫌文物局太清贫，跳槽去《滨海日报》当了副刊编辑。这曾经让他十分伤心。那个女弟子年轻漂亮，也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他原想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无偿赠送给她一部分，二人合著一部《滨海通史》，名扬千古的。现在，美人离去，让他倍感凄凉，禁不住埋怨起这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来。做学问的人，怎么越混越抬不起头来呢？
庾老板的两万元钱，像一针强心剂，激起了他当年的豪情：天生我才必有用。即使在这金钱至上的年代，大老板依然有求助于我的地方。为了完成庾老板委托的事情，他几次来到九龙村，想从渔民们的交谈和渔村的日常生活中探出些蛛丝马迹出来。像他这种有灵感的人，只要一接触活生生的生活，思想肯定就会联翩起伏，继而妙笔生花，写出令人瞠目结舌的文章来。
像冥冥中上帝有了安排，就在他心情大为愉悦之际，那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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