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月底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以来，冯玉祥等人就组织部队在察哈尔境内进行战前训练。而时任察哈尔省主席的宋哲元，虽然对冯玉祥在察哈尔搞的一系列活动不满，可也不愿与老上司兵戎相见，为了避免夹在冯玉祥和当局中间为难，在长城停战后宋哲元干脆称病，去了西山休养。

只是，当《塘沽协定》签署后，平津一带的形势已开始稳定下来，当局已可腾出手来解决抗日同盟军的问题。到现在，冯玉祥部接受苏联人援助的端倪已被当局所洞察，而抗日同盟军中有中共势力在活动也被南京、北平方面所掌握。这除了有不少人认识宣侠父的原因外，还和冯玉祥等人为了振奋人心，容许中共几百人掌握同盟军的宣传有关。而宣侠父、柯庆施等人为了实现该党上海中央将同盟军“赤化”的意图，更是没少在部队中宣扬苏联大批援助即将到来的消息。

6月17日，南京政府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要解决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问题。也就在同日，莫斯科的《消息报》刊登声明，否认苏联援助冯玉祥。不过，苏联的这则声明却分明让人感到一种“此地无银”的味道。

或许冯玉祥从某些渠道得知了北平方面要着手解决察哈尔问题，或许是他知道同盟军在察哈尔呆了近一个月已经让各界怀疑其居心，反正，在6月20日，冯玉祥及同盟军将领方振武、孙良诚、佟麟阁、吉鸿昌等人发布起兵通电，声称“重整义旗，收复失地，纵内外夹攻，亦非所惧”。

对于冯玉祥等人抗日同盟军的结局，赵振中已经心中有数。

《塘沽协定》签署不久，抗日同盟军此时行动，势必会遭到南京当局和日军的共同反对，这一大前提注定了其外部生存空间极其有限。

而同盟军内部成分复杂，各部心思不一，又注定了这支队伍无法持久。冯玉祥把中共势力拉进来，是想借此拉苏联的虎皮做大旗；而中共借用冯玉祥这块招牌，同样抱着“借鸡下蛋”，在同盟军里经营发展自己自留地的目的。实际上，察哈尔的中共前委曾接到上海临时中央、河北省委的明确指示，要将在中共影响下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发展成为红军”，带到河北、山西两省交界界地我建立新的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

外有当局和日军的反对，内部又各自算计，抗日同盟军能走得远了，那反而倒是咄咄怪事了。

而赵振中对抗日同盟军保持关注，除了有提防冯部再次劫车、威胁到物资运输的原因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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