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华北的抗战形势是一片大好,华中地区虽然是一场惨胜,但南昌最终保住了,无论是民心士气,还是税赋兵源都比历时同期要好得多。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内部的右翼势力又开始抬头了。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成立了**的“特别委员会”,通过了整理党务的决议案。全会以后,陆续制定了《xiàn'zhì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gòng'dǎng活动办法》等一系列**秘密文件。国民政府的斗争矛头,已由对外转向对内。
随着敌后力量的发展和抗战形势的好转,这个趋势愈发明显。刚刚吃了败仗的冈村宁次立马像毒蛇一样找到了突破口,加紧对敌后部队的策反工作。不得不承认,冈村在这方面确实很有一手。他非常善于利用中国内部的矛盾,来实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
第一批落水的是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和参谋长王清翰,他们两个跟石友三的关系很好,是多年的老交情。因此对于高树勋这种“大义灭亲”、不顾同僚感情的行为非常反感。而且孙良诚以前是高树勋的长官,现在高树勋当总司令,他当副总司令,感到很不服气。
王清翰则是跟石友三走的太近,很多跟rì'běn人接洽的事情他也有份。非常担心郑卫国或者高树勋找他秋后算账。
因此,等冈村宁次的密使一到,两人二话不说就投降了,还拉走了独立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玉田等一大批部队。
在河北打开突破口之后,冈村宁次又把目光瞄准了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很快,像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豫北保安司令王胜武、鲁南保安司令荣子桓、山东保安第五师师长齐子修、暂编第二师长张步云、骑一军某部师长赵瑞、杨诚等一大批敌后将领就像得了瘟疫一样接连叛变投敌。
除了这些较为正规的部队以外,冈村还大肆拉拢各种游杂武装、土匪、大地主的私人武装,搞了一大堆像什么防gòng'jun1、剿gòng'jun1、和平救**、和平建**、绥靖自治军、联防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伪第三十一师文大可、伪第十一师张东云等部。
一下子有这么多军队叛变,就像当头一桶凉水,给刚刚看到一丝希望曙光的敌后军民带来了极为沉重地心理打击。更为遗憾的是。事后查明这里面大部分军队。特别是正规军都是受了国民政府“曲线救国”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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