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秦王李世民在中原战场全力围攻洛阳王世充之际，唐高祖李渊的目光同时投向了割据长江中游的萧铣。此间，李渊进行了一项关键的战略部署，派遣赵郡王李孝恭和李靖前往帝国的西南方向的信州地区，执行平定南方的重要任务。

到了武德四年正月初二，朝廷正式下诏将信州更名为夔州，并将其作为南征萧铣的战略基地，任命赵郡王李孝恭为夔州总管，其核心驻地应在今天的重庆奉节一带，扼守着进出四川盆地的长江三峡咽喉。

这一更名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唐高祖李渊在开国初期对全国行政区划进行大规模调整、重塑统治秩序的重要一环。早在武德四年之前，唐朝已对隋朝遗留的诸多州郡名称进行了系统性的更改，其动机或为恢复汉魏古名以示正统，或为避讳、消除前朝印记，或因地理认知变化而调整。其中，在武德元年（618年）至武德三年（620年）间，朝廷对原隋朝郡（炀帝时改州为郡）或州名进行了若干关键性改动。

比如此前改隋襄国郡为邢州， 隋襄国郡（治今河北邢台）在武德元年被改为邢州，此名承袭自北周时期的邢州，既恢复了历史称谓，也标志着对该地区控制的确立。改隋弘农郡为陕州，治今河南三门峡陕州区。陕州之名源于西周“分陕而治”的典故，历史悠久，唐朝以此取代隋朝郡名，强化了其作为关中门户的战略地位。改隋太原郡为并州， 作为李唐起家的龙兴之地，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这一改动不仅回归了北周、北齐以来的传统州名，更凸显了该地区对唐朝的特殊重要性。改隋上党郡为潞州（治今山西长治），在武德年间（具体时间应在元年至二年间）被改为潞州，同样采用了北周时期的旧称。改隋信都郡为冀州， 隋信都郡（治今河北冀州）在武德二年（619年）被改为冀州，恢复了汉晋以来对河北中部核心区域的传统称谓。

这些更名举措，大多发生在唐朝建立的最初两三年内，是李渊政权在削平群雄的同时，致力于清除隋朝行政痕迹、构建自身统治象征体系的重要步骤。它们体现了唐朝力图恢复“州”制（取代隋炀帝的“郡”制）、并倾向于采用具有深厚历史渊源或地理标识意义名称的倾向。

然而，武德四年正月初二信州改夔州之举，则具有更鲜明的现实战略意图。它并非单纯地恢复古名（历史上该地曾名信州、夔州），而是直接服务于当时正在全力推进的统一战争，即由李孝恭和李靖主持的平定萧铣之役。朝廷选择在此时将信州更名为夔州，并将其提升为总管府驻地，正是为了强化此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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