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颐飞走后，办公室里彻底安静下来。
梁栋却没有半分睡意。
他起身走到窗前，推开一条缝。
凌晨的风带着初秋的凉意涌进来，吹在发烫的太阳穴上，人反倒清醒了许多。
远处的城市早已沉入梦乡，只有零星几点灯火，和他这间办公室的灯遥遥相对。
理智上，他比谁都清楚该怎么办。
证据裁判、疑罪从无，这是写进法律里的铁则，是他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就刻进骨子里的东西。
可情感上，这一夜却翻涌得厉害。
他想起在涟安，那把烧掉三条人命的大火，那些在灾后重建里被盛景层层盘剥的老百姓。
想起被盛景用金钱和美色拉下水、从此再回不了头的干部；想起那些被打压得家破人亡、叫天不应的正经生意人。
饶家在千嶂盘踞二十余年，欠下的账，罄竹难书。
从私心讲，他何尝不想除恶务尽，让饶天一这个台前操盘手，把该还的债一笔笔还清楚？
可越是这样想，另一段尘封的记忆，反倒越是清晰地浮了上来。
那是他刚参加工作没多久，还在原槐安县何冲乡的时候。
县里那年出了一起命案，证据“看上去”全指向一个嫌疑人。
有人证、有动机、有嫌疑人熬了几天几夜后作出的口供，公检法几家碰头，几乎都觉得案子已经破了，就差走流程。
唯独一位干了一辈子的老检察长，顶着压力把卷压了下来，列出一串疑点，要求重新侦查。
后来，真正的凶手在邻县落网。
事后，那位老检察长到何冲乡检查工作，拉着还是个小年轻的梁栋，在乡政府门口的羊肉汤馆吃了碗羊肉汤，说了一句让他记了一辈子的话。
老人说：
“小梁啊，我们手里攥的不是卷宗，是别人的一辈子。一个案子，最怕的不是放过坏人——坏人总有再露头的时候；最怕的，是冤枉一个好人。那是把人一家子的天都给塌了，再也补不回来。”
“我们可以恨坏人，可不能因为恨，就把‘看着像’当成‘就是他’。”老人敲着碗沿，一字一句，“证据这东西，差一分就是差一分。差一分，你心里再笃定，也不能把人往死里办。这是我们这行人，最后的底线。”
这么多年过去，老人的模样都有些模糊了，那句话却像一枚钉子，牢牢钉在梁栋心里。
那时，梁栋也就刚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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