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到杨景辉的老家，那个他走出去的小山村，已经是两天后。
杨父杨母是被村里的干部陪着，一路坐长途汽车、换绿皮火车，辗转赶到赤云的。
火车哐当哐当，窗外的山、田、村庄，一程一程往后退。
两位老人一辈子没出过几趟远门，没见过这样大的城市。
一路上，杨母抱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把脸埋在里头，以泪洗面，眼泪把布面洇湿了一大片。
杨父则一路沉默，那双种了一辈子地、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死死攥着膝盖，手背青筋凸起，身子随着车厢一晃一晃，却始终强撑着，没让自己倒下。
车窗外的楼越来越高，路越来越宽，老人望着那些玻璃幕墙和车水马龙，眼里是藏不住的惶恐和茫然，像两片被风卷进城里的枯叶。
他们到的时候，殡仪馆的休息室里，已经摆好了儿子的遗像。
屋里冷气开得很足，香烛的烟一缕一缕地往上飘，空气里是纸花和香火的味道。
照片上的杨景辉，穿着白衬衫，笑得眉眼弯弯，还是那副年轻、精神、对什么都满怀奔头的样子。
“儿啊——”
杨母一看见那张脸，怀里的布包“啪”地落在地上，她扑过去，捧着相框，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哭得几度背过气去，身边的人怎么掐、怎么唤，都缓不过神。
她带来的那个布包里，是她一针一线、熬了多少个夜晚，给儿子亲手缝制的红腰带，针脚密实，还带着新布的味道。
还有给未来儿媳妇准备的荷包，绣着并蒂的花。
她把那身还带着体温、却永远也等不到主人系上的红腰带，紧紧抱在怀里，枯瘦的身子缩成一团，到最后，连哭声都发不出来了，只剩下无声的、一下重过一下的颤抖。
白发人送黑发人。
世间至痛，莫过于此。
杨父站在遗像前，这个一辈子硬朗、没在人前掉过泪的山里老汉，浑浊的老泪顺着沟壑纵横的脸，无声地往下淌，淌进深深的皱纹里。
他的手里，紧紧攥着一张已经被揉得发皱的旧报纸，纸边都磨毛了，那上面登着儿子的事迹，他揣在怀里，不知看了多少遍，逢人就想拿出来，却又不好意思。
如今，那张报纸被他攥得稀烂，字迹都洇开了。
负责接待的同志红着眼，想安慰他，说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困难，尽管向组织提。
杨父却抬起袖口，颤巍巍地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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