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照灯的光柱像是一把把惨白的手术刀，试图切开黎明前最浓重的黑暗。
但光柱最终停滞了。
因为它们切不动那堵墙。
那是一堵由血肉之躯构成的墙。
刘长明站在沙袋垒成的掩体后，手里的扩音器已经滑落在脚边的泥土里，发出“滋滋”的电流盲音。
但他仿佛听不见，整个人像是一尊被风化了千年的石雕，僵硬，冰冷。
他的瞳孔在剧烈地震颤。
那是生理性的恐惧。
作为一名在体制内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老干部，刘长明见过大风大浪。
他见过几十万人修水库的壮观，见过特殊的年代里人山人海的集会。
他一直以为，自己对“群体”这个概念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掌控力。
在他看来，群众就是水，他是修渠的人，水往哪里流，得看渠怎么挖。
但此刻，他发现自己错了。
错得离谱。
眼前这股洪流，不是顺着渠道流淌的灌溉水，而是一场正在决堤的海啸。
在刺眼的光柱尽头，在黑暗与光明的交界处，密密麻麻的人群像是一块巨大的黑色幕布，正在缓慢而坚定地向着封锁线压过来。
没有激昂的口号。
没有杂乱的叫骂。
只有一种低沉的、令人心悸的轰鸣声。
那是几千双胶底鞋摩擦路面的沙沙声，是几百台手扶拖拉机怠速运转的突突声，是无数个急促呼吸汇聚成的风声。
这种沉默的压迫感，远比声嘶力竭的咆哮更让人窒息。
刘长明感觉自己的喉咙像是被人掐住了。
他的脑海里不受控制地闪过一个个念头。
这怎么可能？
这些平日里见了他都要点头哈腰、甚至不敢抬头看他一眼的泥腿子，怎么敢？
他们怎么敢公然冲击县政府设立的卡哨？
难道他们不怕被抓？不怕被扣帽子？不怕明年的化肥指标、救济粮全都没了？
权力的傲慢让他无法理解眼前这一幕的底层逻辑。
他习惯了用行政命令去思考问题，却忘了在这个正在剧变的1982年，有一种力量正在从土地的缝隙里生长出来，那种力量叫——利益。
或者更直白一点。
那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对贫穷的恐惧。
当这种恐惧被“一百万现金”点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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