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袁若男，出生于1940年。
父亲给我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奶奶很不高兴，说一个女娃娃叫什么“若男”，不吉利。父亲只是笑笑，把我举得高高的，说：“我的闺女，比男儿还强。”
父亲是村里的文化人，在镇上卫生院当医生。那时候村里人都叫他“袁先生”。他每次回家，都会用他那双拿手术刀的手，给我削木头剑。
他每每喜欢抱着我对我说：“若男，你看这剑，要直，人的心也要直！”
我五岁那年，奶奶催母亲再生一个，话里话外都是“女娃早晚是别人家的”。
父亲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刚削好的一柄小剑，声音不高，却把奶奶顶了回去：“妈，若男就是我唯一的孩子，不用再要了。”
那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跟奶奶红脸。
我十二岁那年，父亲上了战场。
他说过，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也想上前线杀敌。我记得他走的那天，穿着军装，背着药箱，摸了摸我的头：“若男，在家听妈妈的话，等爸回来，给你削一把真正的剑。”
他食言了。
消息传回来的时候，母亲没有哭。她只是坐在门槛上，望着村口的方向，从天亮坐到天黑。后来，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她跟着父亲去了。
我不怪她，真的不怪。
因为我知道母亲承受不了失去父亲的痛苦。
后来我跟了爷爷奶奶。奶奶虽然嘴上总是叨叨着“赔钱的丫头片子”，可每次父亲的抚恤金发下来，她就悄悄塞给我几毛钱，让我去买零嘴儿。
爷爷一把年纪了还去给人扛大包，他说：“得让若男学文化，以后不能挑大粪”。
我努力读书，学医，成了医生。父亲的衣钵，我接住了。
1968年的时候，爷爷和奶奶前后脚走了，整理他们的遗物时，我翻出了一沓整整齐齐的票据。这是这些年领取父亲抚恤金的单子。
我捧着这些单子，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因为我爸的牺牲，所以有了这些抚恤金才让我好好的长大，好好的读书。
现在，我有工资了，钱我不再需要，这些单子留着做念想足够了。
我去民政厅办理主动申请停发抚恤金，办事员是个看起来很刻薄的女人，她连头都没抬询问我什么事，我从她的语气重听出了一点点不耐烦。
“我父亲的定期抚恤金，我想申请取消了！”
那女人可能这么久以来都没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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