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婶看着她，又看了看那几间屋子。阳光照在院子里，把水井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从井口一直伸到墙根。她在这院子里住了十几年，孩子们在这儿长大，老伴在这儿种过菜。春天种黄瓜，夏天种西红柿，秋天种萝卜，冬天院子就空着，等着来年。现在都要走了，去带孙子，去养老，这院子留不住了。
她看了好一会儿，目光从那几间屋子上慢慢滑过去，像在跟每一样东西告别。最后她收回目光，点了点头。
“行。卖给你。就是看你爽快，不然我就留着。留着也是个念想。”她从怀里掏出钥匙，钥匙串上挂着好几把，她摸到最大那把，摘下来，攥在手心里。“走吧，趁天还亮，把手续办了。”
她锁了门，又试了试锁紧了没有，才转身带着沈星晚出了胡同。
房管所在街上，一间不大的门面，夹在杂货铺和早点摊中间，门口立着块牌子，白底黑字，被风吹得有点褪色。里头摆着几张桌子，一个办事员正趴在桌上写字，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戴着袖套，手指上沾着红印泥。
赵婶跟里头的人熟，打了声招呼，把情况说了。办事员接过沈星晚的户口证明看了看，又看了看赵婶的房契，翻来覆去地看了两遍，问了几句，地址对不对，面积对不对，双方是不是自愿。问完了，就开始办手续。填表，签字，盖章。办事员把新的房契递过来，是一张纸上面写着沈星晚的名字。
沈星晚接过来，看了一眼，地址没错，名字没错。她把纸折好，放进棉袄里层的口袋里，拍了拍，确定不会掉出来。
赵婶又带着她去了街道办。街道办在另一条街上，一间更大的屋子，墙上贴着红纸告示，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中年女人，烫着卷发，穿着列宁装，手里织着毛衣。赵婶跟她说了几句，那女人放下毛衣针，看了看沈星晚的户口证明和新办的房契，从抽屉里翻出一张表，写了几笔，盖上章。
“以后每个月来领口粮。按人头算，一人一份。”她把表递给沈星晚，又看了她一眼，目光里带着点好奇。“这么小就是户主了？”
沈星晚没回答，把表收好，道了谢。
最后去派出所。派出所在街角，灰砖小楼，门口挂着牌子，里头光线有点暗。户籍警是个年轻小伙子，穿着制服，头发梳得光溜溜的，办事利索。他问了几个问题，叫什么，多大了，住哪儿，把户口本接过去翻了翻，又看了看房契，还有迁出证明，拿笔在纸上刷刷地写着。沈星晚的户口从东北里迁出来，落在这套房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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