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在城东，住在筒子楼里。灰扑扑地矗立在一片低矮的平房中间，像一根戳在地上的灰色石柱。楼不高，六层，外墙的水泥面上留着雨水冲刷过的痕迹，一条一条的，像老人脸上的皱纹。每层都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上堆满了各家各户的杂物，蜂窝煤、破椅子、旧脸盆、晾衣架，还有几辆自行车靠墙歪歪斜斜地停着。走廊的铁栏杆生了锈，被冬天的冷风吹得冰凉冰凉的，摸上去像要粘掉一层皮。晾衣绳从这头拉到那头，挂满了被单、衣裳、尿布，被风吹得哗哗响，像五颜六色的旗子。
陈桂花老早就下来了。她穿着一件暗红色碎花棉袄，头发用头油抿得光光滑滑的，在脑后扎了个髻，耳朵上戴着一副银耳环，耳环不大，但擦得锃亮，在冬日的阳光下晃来晃去。她站在楼下，缩着脖子，两只手揣在袖筒里，脚在地上跺来跺去，一边跺一边往路口张望。她每年大年初二都这样，早早下来等着，等着赵芸芝一家人来。这不仅是她作为弟媳的礼数，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仪式感。她要让整栋楼的人都知道，赵家的大闺女回来了，首长家的那口子，军区医院的主任，带着孩子们来给外公外婆拜年了。
看见公交车从路口拐进来，陈桂花眼睛一亮。她认得那辆车，那是从军区大院开过来的，每次赵芸芝回来都坐这一路。车子停稳，车门打开，赵芸芝第一个下来，围着格子围巾，头发挽得一丝不苟，手里提着一个深棕色的皮包，皮包擦得锃亮，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整个人的气派，跟这灰扑扑的筒子楼、跟这破旧不堪的小街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陈桂花笑着迎上去，大嗓门一张嘴，整栋楼都能听见。“大姐！回来了！”
这一嗓子，楼上楼下好几扇窗户同时推开了。三楼的那个老太太探出头来往下张望，四楼的一个年轻媳妇抱着孩子也探出半个身子，二楼的两个老头趴在栏杆上往下看。她们看的不是陈桂花，看的是赵芸芝和赵芸芝手里提的那些东西。每年大年初二都一样，陈桂花在楼下一喊，整栋楼都知道赵家的大闺女回来了。大家都伸长脖子看，既是看赵芸芝这个在医院当主任的女强人，也是看她今年又带了什么好东西。
陈桂花快步迎上去，目光往赵芸芝手里、沈志远手里、沈明远手里扫了一圈。每年都是这样，她习惯性地先看东西，再招呼人。稻香村的点心盒，红纸金字的包装，看着就喜庆。两瓶酒，用网兜兜着，瓶身上贴着花花绿绿的标签，她不太懂酒，但知道赵芸芝带回来的不可能是一般货色。还有两条烟，用牛皮纸包着，鼓鼓囊囊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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