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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妓馆存废”过程中，宋骁飞发现，传统的伦理观念，还是极大左右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这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社会稳定，坏处就是束缚了人们的创造性。( 平南)有很多人把技术的进步看作是可以脱离思想解放而存在的东西，宋骁飞觉得这是自欺欺人。在宋骁飞看来，上层建筑决定了生产力，思想解放是生产力发展的前提，这用脚趾头想也能明白，如果你在家里的后院种一棵黄瓜，都会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给你割掉，这样的社会怎么发展经济？西方的工业革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精神的启蒙和人性的解放。
从1895年到1903年，中国经济已经飞速发展，经济改革取得初步成果，政府每年的收入从7000万两白银达到了十四亿两白银左右，宋骁飞觉得文化改革势在必行。宋骁飞与北大校长蔡元培、教育总长严复、参议院议长容闳、司法总长梁启超座谈商议后，决定提前发动历史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于是，1904年1月15日，中国迎来了两位陌生人：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位来自西洋的先生，成为中国启蒙运动最深入人心的形象，他们在风雨如晦的暗夜里为国人点亮了耀眼的灯塔，照亮中国人精神黑夜前行的目标和方向。
在宋骁飞的支持下，梁启超主办了《少年中国》新杂志，慷慨激昂地宣誓，德先生和赛先生是新思潮的两大理想，是现代文明的两大目标。宋骁飞还亲自为《少年中国》写了发刊词，其中热情洋溢写道：“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的世界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国民政治。我们物质生活上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科学和民主两者都牵涉一种心力状态和一种行为的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凡事都应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尊重事实。尊重证据’。道德也应有善恶之分。恶的道德，便是伪道德。譬如封建社会男人的长辫，女人的小脚，都应该统统扔掉！唯有民主和科学才可以救中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
梁启超也写了一篇大气磅礴的《少年中国说》，鼓励青少年追求科学和民主：“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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