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的夏天，窗外下着瓢泼大雨，寂静的走廊里，隐约传来病人的鼾声，两组交班的护士正在护士站低语。

病房的电子屏不断变动着数字，还有几分钟就午夜十二点了。

一阵电话铃把我从困意中惊醒，一个带着乡土口音的男人低沉着嗓子问：「你好，请问一颗肾多少钱？」

「什么？」我来不及消化对方的问题，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脑海里毫无征兆地蹦出了网上拐卖人口、器官交易的传闻。

我刚轮转到泌尿外科，只是从同事那儿听说过一些给患者和器官捐赠者牵线搭桥的黑中介的事。

那些混混模样的人拿着小传单，混进病房就塞给陪床的家属，甚至敢直接放在我们医生的办公桌上。

我对这些黑中介非常反感。

电话那头的人有点急迫，又重复了一遍，「一颗肾多少钱？」我没听清他是要买还是卖，但马上反应过来——这是碰上倒卖器官的黑中介了。

我清醒过来，警告他：「私人买卖器官是违法的，我们不接受来历不明的器官做手术！」

他明显迟疑了一下，带着防备的口气又问了一句：「那买家和卖家怎么交易？」见对方还不死心，我继续劝说，那头的人匆匆挂断了电话。

没想到这些人已经明目张胆直接打电话到医院问行情了。

到泌尿外科没多久，我就收到过黑中介的传单。上面只写着这么几个字，「尿毒症特殊治疗」，外加一串号码。

漫长的肾源等待中，我知道有的家庭会拨通传单上的号码，也知道结果都是一场空。

我在轮岗泌尿外科期间，遇到过很多挣扎的家庭。那当中有一个小名叫毛毛的男孩我印象很深。

他从不主动和我说话，每次查房，我都能看到他坐在病床上安静地翻着仅有的几本旧书，或者一动不动地发呆。

毛毛已经到了读高中的年纪，个头却不到 1 米 6，乍一看，瘦弱得像个小学生。他患有先天性儿童肾病，两颗肾脏如同正在萎缩的小苹果一样，他的病发展到最后就是终末期肾病，俗称的「尿毒症」。

最初他因为水肿就医，发现时已经是晚期，选择只有两个：要么靠透析勉强维持；要么肾脏移植。

过去的几年，他每周都要透析 3 次，每次 4 个小时，这让他没法像正常孩子一样上学、玩耍，透析机和白大褂成了他童年最熟悉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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